朱海就：奥派是宗教信仰吗？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Author 张晓 朱海就
按：认为奥派是某种宗教或神学，是对奥派的一个常见误解，下面的对话或许对消除这个误解有帮助。
张晓: 奥派的整个理论大厦建立在自由意志神圣+对人性抱有信心的基础上，从这一点出发所构建的理论确实逻辑严谨，当这套逻辑运用到伦理学时，尤其会产生很多冲击性观念。我首先是在读《百辩经济学》这本书时，开始对这套体系的警觉和反思。但问题在于，奥派的这个基础本身是不可证的，因而是属于信仰层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极端的奥派其实有很强的宗教性——本质上是对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的崇拜。（当然，所有的学问其实都有某种前设，研究人的学问尤其如此，但对预设的绝对化后，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推演来构建学问，其实已经变成神学研究）我自己是不接受奥派的这个信仰性前设，而接受基督教所讲的，人的理性和意志都是被罪污染过的，人性是靠不住的。
朱海就：这个问题很好，谢谢。我在写《自爱与理性》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想到奥派和基督教的问题，基督教强调个体主义，相对其他宗教而言是最靠近奥派的，奥派也是起源于经院哲学。在基督教中，上帝代表的是真理，信奉基督教某种程度上是对真理的追求，奥派也是强调追求真理，认为人是无知的，需要通过学习经济学来习得真理（理性的进一步获得）。奥派认为真理是先验的，这与基督教认为上帝先于人存在也是一致的。奥派不是崇拜理性，而是认为人除了利用自己的理性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人的理性是不足的，人容易被错误的学说迷惑，所以需要破除它们。破除错误学说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神性的体现，如在米塞斯身上体现出来的）。
还有，不同的学说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可以假设人是自爱的，也可以假设人是野蛮的或罪性的，两者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当然我认为前者更现实），但不同的假设通向不同的理论和制度，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前者才是指向自由市场的，后者是指向大政府的。如我们认为自由市场比大政府“好”，那么从理论的选择上说，我们也应该选择前者，当然这带有一点功利主义的色彩，但对理性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支持什么理论呢，我认为答案是明显的。
认为人是罪性的，这个假设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认为人是可以通过理性（如学习“好的”经济学）来“减少”这种罪性就可以，相反，如认为需要通过大政府来减少这种罪性，那就是我们反对的。
奥派是一种分析、理解世界的方法，不属于信仰范畴。米塞斯构建的行动学确实逻辑严密，但不能因此就说它是一种神学，相反，它是人间的学问。人有自由意志或理性只是奥派的公设，不是崇拜对象。崇拜人的自由意志或理性是“理性的狂妄”，恰是奥派反对的。奥派被误认为是神学，可能与米塞斯的理论具有先验性有关。先验是不是对经验的否定（可以视为对实证的否定），先验指向的是一般趋势意义上的经验，那种往往不是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经验，或者说是一种可以通过理论的学习认识到的经验，如拉长时间，因为是可能被验证的经验。这可以视为和神学的区别。
张晓：谢谢朱老师的解答。客套话就不说了，我就单刀直入。您提到奥派承认“人的理性不足”、“人性靠不住”、“人是无知的”，这一点应该说基本上各学说间是没有争议的，因为这是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性事实。您认为“好的”经济学（我理解就是指奥派经济学）是解决之道。但奥派经济学，也是人的理性所演绎出来的一套学问，因此其本身也已经受到人的理性不足的限制。如果认为一套人的理性构建出的学问能够解决人的理性之不足的问题，其实还是在将人的理性绝对化。
朱海就：“人的理性构建出的学问能够解决人的理性之不足的问题”，这句话中两个理性不是一个意思，前一个是作为公设的理性（人的行动的目的性），后一个是把理性作为一种经验现实来讲。人的行动的目的性作为公设是非常现实的，把这个现实的公设作为出发点不是把人的理性绝对化。在这个现实公设之上建立的理论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能够使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改善自己的境况），如避免走计划经济的道路，这也是“好的”经济学能够使人具有理性的意思，当然不是解决了人的理性不足，也不是将人的理性绝对化。
张晓：基督教和奥派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在知识论层面上，基督教中具有绝对性的“真理”不是靠人追求、思考而来，而是靠上帝直接启示而来，圣经里的“先知”的信息是天启性的，而非人理性推导而来；
朱海就：寻找启示也是理性的人的行动。
张晓：在方法论层面，基督教认为人要把自己的理性屈从于对上帝的信心，而不是高抬自己的理性，更不是靠靠理性来解决问题——理性本来就自带问题；解决人的问题，是靠造物主的恩典而非人的理性。而奥派把解决方案寄托于人的理性。相对而言，奥派其实和其他人本的宗教信仰有更多的契合之处，例如存在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佛教、伊斯兰教等，都是企图靠人自身去寻得真理（天启性宗教如伊斯兰教除外）、并且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朱海就：区分方法论层面的理性和现实层面的理性。寻求造物主的恩典，也是一种理性行动，即他把寻求恩典视为能够达到他目的的手段。
张晓：您认为“人除了利用自己的理性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这是一种信仰框架下的论述，是不可证的；事实上，在天启性信仰（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框架下，人除了利用自己的理性之外，并非没有其他选择，而是可以选择把理性屈服在造物主面前，以他启示的真理作为真理；在佛教、印度教等信仰框架下，除了理性，其他认识世界的途径是更重要的（例如“般若智慧”）。
朱海就：“其他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行动，即选择屈服于造物主就是一种理性。
张晓：其实，正如您所说，如果奥派承认人的理性之不足、人性靠不住，则应该承认，无论是政府中官员还是市场中的主体，都是不完美的，都可能犯错误，并因此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
因此完全不应将其赋予道德性的要素，更不应情绪性地将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道德化包装（您转的张是之那篇“感谢他们在刀尖上起舞”，就是典型），实际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市场中的个人，其行动中无不在传递某种影响他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当这些人拥有巨大影响力时，其传递出的错误价值观可能对整个社会是相当有害的（例如花呗最近被下架的广告，推崇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又要回到第2点，一个价值观有害还是无害，一个经济学是好还是不好，其评判的依据主要还是根据评判者自身的信仰框架而定。
朱海就：您可能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人性靠不住不等于没有真理，没有对错。传播某种观点或者说试图影响他人是没有问题的，不同观点可以竞争，人们可以辨别。这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不能说因为人性靠不住，就反对思想的传播。这个还是要从产权角度说明，如蚂蚁做花呗的广告，它是有这个权利的，你不能认为它是“推崇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最后一句“一个价值观有害还是无害，一个经济学是好还是不好，其评判的依据主要还是根据评判者自身的信仰框架而定”，这也是相对主义，人们有自己的判断，好不好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先验的，如“可靠的假设加上可靠的逻辑”是判断一种理论优劣的标准，即好坏不是由每个个体自己说了算的。
张晓：人性恶的假设并不当然推导出“大政府”，而可以推导出“制衡”机制，美国的政治架构设计是一种典型。这种“制衡”，也包括了政府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相互制衡。
朱海就：权力之间的制衡比不制衡好，但还是不如“小政府”好。或者说，如制衡意味着大政府是不可取的。
张晓：正因为政府、市场中的个人的理性都是有缺陷的，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走极端，需要互相制衡。除了一些极端，大部分奥派也并不主张无政府，大部分其他学派也不是主张全能型政府，政府应该多小、多大，这不应该是绝对的，而是应该随着社会情况变化来调整。
朱海就：“制衡”一词不能用于“政府和市场”，这两者之间不是制衡关系，制衡只对权力而言。政府和市场之间是“服务”关系，即政府服务于市场，维护并受一般性规则约束。
张晓：仔细阅读了您的回复，其实还是没有说服我奥派的这个思路不是一个神学研究的思路（即基于一个不可证的假设，来推导整个理论），其实与人类有关的学问，都是如此，社会“科学”与实验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确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并不是否定神学研究（我自己现在的主要兴趣反而是基督教神学），而只是想指出这些学问的实质，后面其实都是一套信仰体系作为基础（例如奥派对假设性理性的信仰）。同样，我也并不赞成相对主义，只不过不同信仰体系的人，对于什么才是“绝对”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基督教信仰认为圣经是绝对的，而奥地利学派认为“假设的理性”（可靠的假设加上可靠的逻辑）是绝对的。
朱海就：米塞斯的那个“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不是一个信仰，而是一个公设。奥派不是以信仰为基础，奥派经济学是科学，不是信仰。奥派爱好者是“喜欢”奥派，而不是像宗教信仰者那样“信仰”奥派，喜欢和信仰是有区别的。他们“喜欢”奥派是被其逻辑说服。而宗教信仰本身则和逻辑关系不大。奥派揭示的经济学原理确实具有真理的性质，如选择就要付出代价，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不发挥企业家才能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没有价格就无法协调等等，这些原理对教徒也是适用的，一个认为圣经是绝对的的教徒，也必须接受这些原理，因为他们也是行动人。经济学的原理和宗教信仰不是并列关系。后者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行动，而前者并不关于具体的行动，而是有关不同行动之协调的原理。
张晓：我是指，奥派的这个公设其实是带有价值取向的，并非中立的，就是人的行为的目的性的实现（即人自主改善自己的境况）本身就是一种善。
朱海就：奥派经济学是中立的，这个公设也是中立的。“人自主地改善自己的境况”说明的是人的理性，这是一个公设，不是伦理学中的“善”。善还是恶是从他人眼中来看的，“人自主改善自己的境况”并不意味着善，比如一种违法行为。
张晓：涉及到信念层面的东西，可能彼此也难以说服，互相讨论吧。
朱海就：好
（张晓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现就职于北京某企业；朱海就为浙江某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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